1999年12月6日，著名汉学家史华兹先生病逝，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感到十分悲痛。
史华兹（BenjaminI．Schwartz，1916—1999），193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罗曼语系语言与文学系，曾任过中学教师，教过法语，后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获得硕士。因为语言方面有天赋，二战中被美军派去学习日语，协助情报部门破译日军密码。由于这个机缘，史华兹开始接触东亚问题。战后，史华兹回到哈佛大学，正式转入东亚研究领域，从这时起，他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1950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执教于哈佛大学政府与历史系，直至1987年退休。
史华兹退休后，他的学生们为他出了一本纪念文集，书题是《跨越文化的观念：纪念史华兹中国思想论集》。这个书题画龙点晴地指出了史华兹学术的中心思想。其著作《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出版之后，另一位著名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也将史华兹的立场概括为“普遍主义”。这一概括的确很传神地传达了史华兹的学术立场。史华兹相信：由于有了思想，人类才能交流与沟通，交流沟通是人类文明进步和和睦相处的必要条件。思想都是跨越文化的存在，都能够交流与沟通。应当说，这种观念与当今西方的主流话语是不太一样的。
这一宗旨并非纯然得自于书斋中的沉思，而是20世纪历史提出的重大课题。二战是20世纪历史的转折点，它喻示着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如果说哥伦布从地理空间上为世界历史提供了可能的话，二战则第一次从人类心理上为世界历史提供了表演的现实舞台。在二战中，东西方都出现了法西斯，东西方人民都开始摆脱了以东西方来机械划分人类的教条。在二战以前，东西方都有一些知识分子（譬如说五四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每每热衷于将东西文明对立起来，他们总是说：“东方文明如何如何，西方文明如何如何。”仿佛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二战的历史表明：东西方都是二元乃至多元的，东方不是一个整体，西方也不是一个整体。东西方都有向往和平的人民，也都有疯狂残暴的法西斯。人类思想的关键问题很少与文明的差异性有关，而更多地与人类的普遍问题相关联。
作为一场战争，二战在1945年就结束了，但在历史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却在二战后长期保存了下来。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讨论并没有因二战结束而终结，反而在学术思想界激起了众多的关注。作为一个学术和意识形态问题，它展现为各种新的形态，仍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史华兹走上学术道路之后，就立志阐明传统的机械割裂东西方文明研究中潜含的内在矛盾，以巩固人类一体、普遍沟通的信念，他采取的具体学术路径是史学研究。
史华兹比费正清（Fairbank）晚一辈人，是费正清的学生。他们最初的汉学研究都是从中国近现代史着手，关注的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原因，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等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史华兹执教于哈佛大学政府与历史系，对于中国革命问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在美国汉学界有较大的影响。不过，史华兹更关心的是与文明、思想发展相关的问题。费正清为核心的学术圈子里弥漫着强烈的现实气息，他们总想为当代中国现实尽快找到简明扼要的答案，他们的近代思想史和古代思想史的研究都受到了这一思路的影响。但史华兹是个例外。史华兹自觉地与这种学术上的功利主义保持了一定距离。
史华兹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他一生中还写了两部中国思想史名著：《探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4年）和《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1985年）。这两部著作充分地体现了他的学术宗旨。前一部著作出版于60年代中期（1964年），代表那个时代西方汉学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最深入的分析。这部书使得史华兹成为和勒文森（JosephLevenson）齐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
史华兹的风格与勒文森很不相同。简单地说，史华兹善于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勒文森善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勒文森善于作宏观的建构，以寥寥数笔勾画纷繁复杂的中国近代思想格局，奠定了这个领域的基本作业构架。而史华兹则善于对文本进行深度细读，以深入的提问和对文本的细密分析著称。勒文森简单明快的风格对美国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有开风气之功，史华兹的分析细密的风格对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高水平起到了示范作用。
史华兹从70年代转向中国对五四运动的反思。1972年，他在哈佛大学组织了一个研讨会，会后出了一本论文集《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在反思过程中，他进入了先秦思想史领域，此时，他已接近60岁。当时，西方汉学界对先秦思想史的研究还很薄弱，但史华兹克服了巨大的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出版于1985年，是西方汉学界的第一部先秦思想史。它是代表80年代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先秦思想史反思的总结之作。余英时教授认为，这是一部对今后几十年的汉学研究都将发生影响的著作。
史华兹一生写过许多部著作，其它还有：《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兴起》（1951年），《共产主义与中国：变化中的意识形态》（1968年），《中国的文化价值观》（1985年），《中国及其它问题》（1996年）。此外，他还写过许多文章，其中有不少发表在美国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杂志上，这些文章也很有价值。
余英时教授对史华兹的《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一书有如下的评论：“从精神气质上讲，这部书使我们想起了以赛亚·柏林的作品。和柏林一样，史华兹也是‘反潮流的人物’。他从不把任何现存的事物看成是无须质疑的，他真正使自已摆脱了人们称之为‘概念专制’这种事物的束缚。”这的确是很有见地的分析。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史华兹的最大贡献之处在于，他将当代西方思想争论的源头活水引入了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启发学者们全面看待西方流行的思潮，维护每个学者学术研究的内在独立性。不过，像史华兹这样，能够同时对中国传统和西方当代思想两方面都有深入造诣的学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这个角度看，史华兹的著作有其特别的珍贵之处。
史华兹一生坚守着学术的岗位，维护着思想与文化的普遍价值，用他的教学与研究和流行的潮流进行抗争，真正尽到了学者与思想家的职责。他的逝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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